王千里：金融改革试验区：开启温州发展新模式

[12]虽然我国没有判例法制度，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其判决对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具有指导意义。

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宪政派多是以限制王权为目标，但随着议会选举的开始，宪政就已经开始融汇了民主的内涵。——社会主义者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论丛、历书以及传单中，都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所提出的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一体建设工程将有助于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这一历史进程。更重要的关键问题是，批判具有资产阶级专政实质（即拒绝实现普选权、限制工人阶级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权利的资产阶级专政，二战之前这在资本主义国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宪政形式，是否就能证明马克思也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立宪共和国的国家形式？是否能说明马克思反对以人民民主宪政的国家形式来规限官僚权力使其成为人民的公仆？所谓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宪政，请问反宪派能否举证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哪一篇文章里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反宪派有这样的证据的话，还用得着如此费神地引用一大堆间接且似是而非的证据来处心积虑地搅浑水吗？。进而还想以此话做为中国今日不能搞社会主义宪政的根据，那么不管他有多大本事，他也是干着一件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怎么还说别人缘木求鱼？ 我写的社会主义宪政问题，其目的是为党的全面改革贡献自己的一点意见，具体原因则是某些报刊陆续刊载了一些反对宪政，批判社会主义宪政的文章。毛泽东也讲过好公民，反宪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危险的陷阱。[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1页。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立宪（宪政）共和国必然要被人民民主统治的民主立宪（宪政）共和国所取代。[6]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8～209页。随着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今后需要规范的行政行为将更多、更复杂。

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制定统一的行政基本法的国家的确凤毛麟角。[43] 法律本身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法对于人来说并不具有绝对性，法的价值对人类来说也不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人类不是以法来作为终极目标的。已经有规范了的，可以简单地规定。行政程序中的事实基础通常表现为法定事实要件的确定。

此外，还要对损益性行为和授益性行为的程序分别进行规范。[44]我们过去更多关注法安定性的问题，法的安定性的价值只是法的一个价值，除了安定性，法还具有合目的性价值。

[44]参见前注〔42〕，江必新文。第二类是名称上为行政程序法，事实上为行政基本法。法律过于庞杂是普通公民掌握法律的一大障碍。笔者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转型时代，在一个公共服务职能远远大于行政管理的时代，在一个人类已经从形式法治主义走向实质法治主义的时代，还应当注重授权。

类似于行政法的大纲，是一个纲要性的规定，而不是细则性的、某一方面的规定。第八，要处理好公正和效率的关系。如果没有充分的授权，行政机关如何实现监管？ 应当在合理授权基础上进行强有力的控权，既要充分授权，又要有效的控权。[33]规划在国外基本上是采用立法的方式进行，属于立法机关的职能，但在中国属于行政权的范畴，所以也必须加以规范。

[15]笔者认为成文法主义的危机并没有也不可能抛弃成文法。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提出和启动，也呼唤着一场行政法理论和制度的结构性变革，[5]要求我们不仅要实现规制的法治化，而且还要实现服务的法治化，厘定服务型政府的法定义务、确立服务型政府的运行规则、创建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等等。

[31]参见于安:论协调发展导向型行政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对行政行为的成立、生效、合法以及失效要件进行了规定，例如，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无效、部分无效、不当然无效、错误的行政行为及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等等。

行政主体概念的发源地不是中国，而是西方法律比较发达的国家，当我们移植这一廉价而实用的名词时，我国的学者几乎还没有来得及静下来冷静思索行政主体的理论背景，便将其投入轰轰烈烈的推动行政法发展的热潮中。二十多年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同仁曾进行过一次起草行政基本法的大胆尝试，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夭折。在我国，有的学者就将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概括为主体合法、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第九，要处理好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关系。参见〔美〕詹姆斯·W．费勒斯、唐纳德·F．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陈振明、朱芳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一方面，要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

在强调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要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并明确个人利益的法律地位。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但是制定统一的行政基本法是可能的： 第一，尽管行政管理关系复杂，但可以作类型化处理。[1]二十多年来，我国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等重要行政法律，行政法律体系逐步建立，但是离完全的有法可依仍然遥远，学界千呼万唤的行政程序法迟迟不能出台，行政法律体系的建立依然任重道远。

[23]同上，任进书，第29～48页。所以，行政机关既要保护权利，又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监管。

[2]为此，笔者将制定统一的行政基本法的一些想法进行了梳理，以期引起学界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在篇幅上，根据现有立法情况，这些问题可详可略。行政基本法要确定行政活动的基本程序，包括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关键要把握两点： 一是要明确基本法的定位。

当代行政法必须走出消极行政法的视界，走上发展行政法的道路，适应社会发展对政府职能提出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协调社会权与民事权之间的关系，为政府积极履行发展职能提供合法性准则，促进行政机关提供更多的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沿着这一立法思路进行下去，以后相同相似的条款会更多。

传统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法，把合法性作为核心价值。行政管理关系复杂，变动频繁。

第三，要处理好授权和控权的关系。两者的地位究竟如何处理，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

[28]参见宋大涵、青锋主编:《行政执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80页。②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不过，所谓的这些行政程序法，事实上可以分为三类。三、制定行政基本法要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 应该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指导统一的基本行政法的制定？ 笔者认为，制定统一的基本行政法应当正确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基本法与非基本法的关系。

任何社会中立法和随之而来的司法执法都是一种耗费资源的活动，而任何社会中资源一般说来都是有限的。对行政程序可以规定得详细一些。

认定事实需要有证明方法、规则或者标准。[25]石佑启、杨治坤、黄新波:《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

因此，对实体问题的规定一定要高度抽象。在两者不一致时，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和调整。